我认识孙维山是在1982年。
那时候我在矿区一所小学校里教书，孙维山的儿子就在我带的那个班里。一天傍晚，我到孙维山家去家访，一进门，呵，好浓的学习氛围啊——两个孩子围着一张小圆桌在闷头写作业；孙维山在靠墙角的写字台前边看书边画着说不上来是电路还是什么机械零件的不伦不类的图纸（孙维山说是瞎画）；孙维山的一爱一人也捧着厚厚的一本大书在看。
为了不影响孩子写作业，孙维山把我让到了另一个房间。
“看样子您一定是位工程师了？”我凭直觉问了一句。孙维山忙压低了声音附在我耳边说：“我哪是什么工程师啊，我们两口子都是小学文化，大字不识多少，为了不丢面子，我们两口子决心每晚用在灯下用功的样子来影响孩子，怎么也不能让孩子再像我们俩呀！”
听了孙维山的话，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酸楚。
几年后，我调到一家小报当记者。领导安排给我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恰好是采访孙维山，说孙维山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矿工会已把孙维山树立为“教子有方”的典型，要在职工中广泛宣传。
在去矿里采访的路上，我的心头再次涌上一股莫名的酸楚，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该如何去写。